难忘的过客

宋福信简介：宋福信，男，汉族，1980年8月出生，广东翁源人，台属，大学本科学历。2012年7月加入中国致公党。现任致公党广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白云区一支副主委、法制委主任、联络委副主任，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合伙人、管理合伙人，白云区第十届政协常委，白云区侨联副主席、白云区台属联谊会副会长。

曾办理过诸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包括:原东莞市常务副市长梁国英受贿案、原江门市市委副书记聂党权受贿案、原湛江市副市长罗锡平受贿案、广东电视台知名节目主持人陈维聪诈骗案、日本议员樱木琢磨运输毒品案、珠海市三打两建第一案-军安集团王军华涉黑案等，并在业内率先提出了“刑事危机处理”的理念，著有论文《危机管理视野下的刑事律师业务前瞻》，为许多著名企业、高管、知名人士、政府人士提供过刑事危机处理方案。在跨境犯罪的辩护方面，著有论文《浅析跨境犯罪案件辩护要点及策略》，德国、日本等国驻华领事馆均推荐其担任该国在华受控公民的辩护律师，并被《Asian Legal Business》（ALB，《亚洲法律杂志》)评选为“2015中国15佳诉讼律师”。

在我的律师生涯中，有一位特别的客人让我常常想起。

每次想起这位客人，我都会联想起那篇美国小说《船长的勇气》：三十年前，书店的一次偶遇，他给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小男孩2美元，去买一本他很想要的地理书。三十年后，他乘坐的轮船遇到暴风雨，幸好在船长的指挥下化险为夷。当乘客们一起向船长致谢时，船长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您不记得我了吗？我就是当年在书店你帮我买书的那位小男孩啊！”

人生的缘份总是那么的奇妙，又是那么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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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二十年前，在我读高二的时候，我遭遇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头部受了严重的伤。当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雪白的病床上。

由于颅内出血的现象，我马上从老家被送到了广州一家大医院的神经外科，准备手术。

我能感受到手术的危险性，因为一下子来了好几个医生在我的病床前询问着、讨论着。当其他医生离开病房后，只有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医生留了下来，他说他是我的主刀医生。

我当时看到父亲紧握住那位医生的手，然后塞给了他一个厚厚的信封，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把信封塞进了自己宽松的白大褂里。

那位医生弯下腰，叫了几下我的名字，拍拍我的手臂，跟我说：“别担心，手术会很顺利的。”他的声音很温暖，虽然我当时觉得那是手术红包的效果，但还是让我们心里宽慰了很多。

手术果然顺利完成，当我从呼唤声中醒过来时，我的家人都控制不住流下眼泪。

第二天，那位主刀医生来到了我的病床前，从他的白大褂里掏出了那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我妈妈，笑着说：“如果昨天我不收，你们可能会担心我不认真做手术，现在手术做好了，这个红包我可以还给你们了。”

就是这件事，让我一直记住了这位医生的名字：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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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院后回到了家里休养，但是脑震荡后遗症却一直伴随着我，无休止的头痛头晕，我被迫休学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挫折，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受伤离群的孤雁，在寒冷的岩隙中瑟瑟发抖。”我甚至不敢去想象自己的未来。

一年后，爸妈带着我又来到了广州，去挂了陈默医生的号。

在诊室里，当陈默医生知道已经我休学一年的时候，他很惊讶。开好处方，他专门和我聊了一会。他问了我的学习成绩，又问休学对我来说我是不是压力很大。

最后他还问我说：“你以后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做律师。”他很有兴趣地说：“律师？很好啊，可以帮助很多人。”

临走的时候，陈医生叮嘱我说：“药要吃，但重要的是先放下心理包袱，适当锻炼身体，后遗症才会慢慢好起来。”

从广州回来后，我按照陈默医生的话，除了吃药，我每天早上在楼下的小路上慢跑。我越跑越远，头痛也越来越少，大概三个月后，我终于回到了校园。

几年后，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做了一名律师。那次以后，我再没机会见过陈默医生，但是他在我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对我的救助，我一直铭记于心。

前年的秋天，一位律师同行带着一个刑事案件来找我，根据他的介绍，嫌疑人是一位医生，涉嫌受贿罪，原因是收受了药商18万元的回扣款。

当我翻开案件材料时，我一下呆住了，嫌疑人的名字叫陈默，身份是广州某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这不就是当年为我做手术的那位医生吗？ 

在前往看守所会见的路上，当年陈默医生将红包塞回给我妈妈的情景再次在我脑中重现，我的心情一时很复杂。

在看守所里，我看着陈默医生从铁栅栏那边走进来，记忆中那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医生，已经变得两鬓斑白，神情颓废。

我伸手与他相握，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件事，只是这种场景让我心里感概万千。就像我所预料的那样，我跟他说了我的名字，但他显然对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我开始询问他的案情。他承认这几年来，确实累计收受了药商18万元的回扣款。他显得非常悲观，因为之前的律师告诉他，他会被判刑，然后医生资格会被剥夺。他说他愿意认罪，希望尽快结束这段噩梦般的日子。

“你希望案件有新的出路吗？比如不起诉。”我问他。

“可以吗？”他的脸上写满了惊讶，这显然超出了他的期望。

“陈医生，辩护就像一场手术，有信心才会有奇迹。”临走的时候我叮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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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去一趟这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向陈默医生的同事们了解案件的经过。在职务犯罪中，律师向证人取证，这是执业风险很大的一件事，但是这一次我没有犹豫。

我回到了二十年前我做手术的那个科室，然而调查并不顺利，科室的医生们知道我的来意后，都显得很紧张，不肯回答。我一无所获地离开了医院，但是医生们的反应却让我感觉到他们似乎在隐瞒着什么。

几天后，我通过一位朋友约到了这个科室的一位王医生单独出来见面。但他支支吾吾，不愿意多谈，好像被谁统一下了封口令一样，

“王医生，你知道人身处绝境时，感受会是怎么样的吗？”我跟他聊起了二十年前，我遭遇车祸的往事。毫无疑问，陈默医生对我的帮助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他身处困境，我也希望能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这样我才不会有遗憾。

我的经历和心情显然打动了王医生，他终于跟我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新情况：虽然这18万元是放在陈默的办公室，但是其实在收款时科室是作了记录的，每次使用也是由科室开会商议决定的，大部分用作了科室加班费、员工慰问金，剩余的小部分还留在办公室里。

这个新情况让我兴奋极了！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这种情形属于单位受贿罪，并不是受贿罪。而单位受贿罪，起刑点是20万元，陈默医生的案件是18万元，没有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

在这位王医生的帮助下，我调取到了跟这些款项相关的科室记录本、会议记录。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些证据提交给了检察院，并提出了对陈默医生不构成受贿罪、应该不起诉的辩护意见。

案件就像我所预测的那样，检察院接受了我的证据和意见，很快就对陈默医生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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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医生释放的那一天，我刚好去了外地，没能亲自去接他，他给我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表示感谢，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他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至今没有告诉他，现在帮助他的律师，其实是他二十年前救治过的那位男孩。但是，我相信，对方为我们做过的事情，我们都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