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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宝,一个归侨生的广州乡村教师生涯

发布时间:2019-04-23 14:23 | 来源:中国致公党广州市委员会

1955年12月的最后一天,寒风呼啸,但天气晴好,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学生,穿着一件高领羊毛衣,走下从澳门到广州的客轮。他站在人来人往的天字码头,放下笨重的行李箱,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虽说有点疲惫,却是一副喜出望外的表情,不用说,这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人。好像想起了什么,他忽然回转头,朝着客轮的方向一阵眺望,又好像要望向更远的地方,却又目力所不能及……

他心里默默地念叨:阿爸,阿妈,弟弟,妹妹,你们保重啊!对了,还有王尚进,张伯章,我的好同学,我们还会见面吗?

这个青年就是高光宝,他是柬埔寨归侨生,刚刚20岁。柬埔寨当时还是西哈努克当国王,政策相对温和平稳。高光宝所持的是国民政府领事官许鼐签发的护照,办理了到香港探亲旅游的签证,离境过程一直顺利。

短短的一周,高光宝经历了冰火两重天。12月25日他从柬埔寨的家中出发,坐汽车来到首都金边,当时的气温是24摄氏度左右,每天洗冷水澡。28日在金边乘飞机前往越南西贡,再由西贡换机来到香港,气温变成了10摄氏度上下。高光宝冷得直打哆嗦,在香港买了几样羊毛衣和卫生裤之类的御寒物品,马上将羊毛衣套上身。29日他从香港搭船到澳门,之后又换大船,经由拱北口岸,进入了广东珠江口西南部。海关人员就在船上工作,为乘客办理过关手续。

12月31日中午,大船终于停泊在广州珠江河码头,高光宝心里一阵抑制不住的激动。和所有的归侨子弟一样,他是带着青春的热梦、对新生活的憧憬、对故国的眷恋回来的。但毕竟天寒地冻,一到达广州他就将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虽是独自出门,不过他在旅途中认识了一位柬埔寨侨生,俩人结伴住进长堤大马路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休整了3日。他们买了一张广州地图,从爱群酒店逛到广州火车站,搞清楚石牌的方位后,雇了两辆人力三轮车前往补校报到,住进了8人一间的宿舍。广州华侨补校大概是在1953年11月左右才建成招生的,高光宝属于最早的那几批学生之一。1956年元旦过后,高光宝被编入初三丁班,开始只有20多人,半年不到,初三丁班变成50多人,全是东南亚侨生。

广州石牌华侨补校留影

离开了双亲和兄弟姐妹,离开了在柬埔寨金边端华侨校里一起长大的小伙伴王尚进和张伯章,还是令高光宝若有所失。当初他选择回广州,两个好朋友去了台湾,也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晚上躺在碌架床的上层,常常睡不着觉,透过窗户看着一角星空,这时他就会格外地想念好友,好像仍然和他们在黄昏的操场上,一边踢球一边高谈阔论一样……

高光宝1934年出生于粤东普宁,在潮汕平原的西侧,远离繁喧的大城市。当地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主要以种地、捕捞、做小买卖的方式营生,但贫困仍然是一种常态。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普宁的乡村处于饥荒与战乱的压力之下,到处都在“走日本”(抗战时粤语:躲避日本兵),人心惶惶。1940年,高光宝的阿妈作出一个决定,要带6岁的儿子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阿妈对他说,到了那里,你就可以见到你的阿爸,还有各位高家的叔叔伯伯,也就不用再担心“走日本”了!

一路舟车劳顿,一路跋山涉水,终于到达了这个“远方”:柬埔寨磅通省磅深毛市――这就是一个小市镇,住的多数是华侨。高家的一大群后生,当初是跟随祖母的弟弟,也即是他们的舅公,来到这个地方的,由于人生地不熟,受到各种欺凌是免不了的。幸好舅公教给他们裁缝手艺,所以兄弟多人师成之后都各自开了裁衣店,高光宝的阿爸则独辟蹊径,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小卖部。

后来当地华人华侨捐钱买地建小学。小学共有两名老师,两间课室,一、二、三年级用一个课室,配一位老师;四、五、六年级另一个课室,配一位老师。到高光宝上小学时已经10岁,他聪敏好学,似乎天生就是读书材料。1950年他考上了初中――金边市潮侨公立端华学校,来到了柬埔寨首都上学。初中毕业后,高光宝又在金边市美士学校修读法语,历时两年多。在此期间,高光宝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踏上了归国之路,与国民党官员的孩子王尚进和张伯章依依不舍地“分道扬镳”了……

高光宝在金边的初中毕业照

1958年,华侨补校的知识青年高光宝念高二,却响应国家号召,带头申请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67名同学一起奔赴花县(今广州花都区)国营农场,种果树,炼化肥,当兽医…一年之后又回到华侨补校继续念高三。准备考大学前夕,恰逢经济最困难时期,华侨补校的伙食越来越粗糙,不少侨生得了水肿病,经常有同学因为受不了苦,离开广州去了香港,或返回侨居国,甚至去了欧美国家。高光宝也收到父母的几封来信,接连催促他回东南亚。

回去?还是留下来?高光宝陷入了迷茫和动摇。与此同时,由于印尼“排华”升级,大批印尼子弟归来,学校陷入忙乱之中,领导呼吁老侨生们帮忙,参与接待新侨生……每当有需要的地方,总是有高光宝的身影。也许,命运的安排就是如此,高光宝没有走成,并在1962年留校任教,稍后还被保送到广东教育学院深造。

1963年夏季,高光宝接受教育局调动,推着一辆自行车,从天河石牌载着行李,来到了广州市东郊的黄埔港中学,就是现在的86中。克加路牌的自行车,那是阿爸1961年归国探亲时带回来的,算是留给高光宝的纪念。一个颇有才干和上进心、吃苦耐劳并且思想纯粹的归侨青年,从此开始了30多年苦乐交融、跌宕起伏的广州乡村教师生涯,直到在这里退休。

当时的黄埔港中学,远离市区,是名符其实的乡村学校,矗立于郊野之外一块很荒凉的高地上。这是一间由黄埔港横沙小学附设初中班扩展办起来的初级中学,四周人烟稀罕,到处沟沟壑壑,晚上若是出去一趟,深一脚浅一脚,差点都找不到归路。任星光灿烂,任月白如霜,却只照耀着蚊虫和夜鸟,以及破败的教室窗台和简陋的校舍。许多老师陆续来报到,虽然条件不太好,谈不上有什么教学设施,更没有闹市的烟火人气,但高光宝心里还是闪耀着理想的火光。他一来就当班主任,就是骑着阿爸送他的克加路,一路往文冲、姬堂、茅岗、长洲等乡村去家访。当时从广州通往郊区的黄埔,只有一条公交车线路,是从解放南路出发,开到黄埔这边的鱼珠街为终点站;后来又改为33路车,从越秀中开到黄埔港总站,单程2角8分钱。首先是公交车很久才来一趟,挤上车去都十分困难,再一个原因是为了省钱,所以高光宝去市区教研活动也好,访友办事也好,常常都是靠自行车解决。

无论如何,高光宝决定好好干,他甘于校园的安静,连同清贫,这也像是传统教书先生的一种标佩,他接受这一点;他同时也相信,为人师表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教师是社会文明的火炬传播人,他希望能够不辜负这种事业声誉。他结婚了,当时太太李碧容在普宁乡下,有时带着幼小的孩子来看他,只好租住在附近农民的房子里,伴着鸡鸣与犬吠,尚能苦中有乐。
转眼过了3年。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8月,学生停课闹革命。仅仅在黄埔港中学,就有28名教师成为了“革命对象”,归侨生高光宝当然也未能幸免……学校的红卫兵把这些“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强行剃成“阴阳头”,哇,斯文扫地,看上去滑稽而荒谬,根本都没法见人。后来有的红卫兵起了恻隐之心,提议说,男的干脆就剃光头吧,女的嘛,就允许戴个假发套吧。于是有人帮女教师们买来假发,套在阴阳头上面,也算是遮羞了。

高光宝自己找来一顶帽子,盖在光头上面,回到普宁乡下,见到太太李碧容时也不肯脱下帽子。太太好生奇怪,一把将他的帽子摘掉,哎呀,一颗明晃晃的电灯泡!又好笑又好气又可怜,夫妻俩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李碧容的鼻子酸了,眼眶红了。最让高光宝心痛的是,学校没有正常秩序,学生不能正常上课,他空怀一腔教学热情而无处挥发,只见大好的时光哗哗地白白地流走,简直跟犯罪一样啊!他痛心疾首,想不通,他回来,原是要为建设祖国出力的呀!这一点愿望难道也是奢望?苦于形势不明,他感到焦虑。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场运动持续了那么久,这是高光宝人生最低迷的时期。他从此与柬埔寨的父母家人失去了联系,又由于太太和3个孩子在乡下,没有广州户口,光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5口人,还要买高价米吃,实在是捉襟见肘…就在1975到1979年,柬埔寨忽然由红色高棉执政,这个极端左倾、野蛮和暴力的政府,短短几年间犯下了举世震惊的反人道罪行,将近四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口非正常死亡,据说总人数达到300多万;而当时华侨约43万,死了21.5万(也有一种说法是接近30万),无数人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高光宝夜不成寐,心绪难宁,他担忧柬埔寨亲人的安危,转眼10多年过去了,他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得到他们的一丁点消息……

在历史冰硬的车轮底下,有的人活得如同蝼蚁一般,尘世间的悲剧一出接着一出,命运的冷酷章节往往超乎想象。1982年,高光宝终于有机会向逃难到美国的堂兄弟打听父母弟妹的情况,当时他还是怀着侥幸,盼着与骨肉亲人团聚。直到一年以后,通过大家多方寻找,柬埔寨方面传来消息,高光宝的父母和弟妹已于1977年10月纷纷惨死于红色高棉的大迁移以及大清洗运动之中…不幸之中又有万幸,后来得知,原来尚有二弟一家活着,但二弟已经于2001年病逝。除此之外,他的阿伯和阿叔们的家庭,也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整个高氏家族的遇害者接近60人;而他当初在金边端华侨中的同班同学,也有10多位惨遭不测…也就是说,高光宝从回国之日起,除了1961年与阿爸见过一面以外,等同于与众多亲人和朋友永别了。

2003年,高光宝携太太前往柬埔寨探望二弟妇和几个侄子侄女,由于侄子侄女只会讲柬埔寨语,而高光宝当年只学中文和法语,所以互相之间基本上无法沟通,之后的联系也比较少。

再说70年代接近尾声之际,经过拨乱反正的阶段,改革开放达成共识。高光宝好像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一天到晚步履匆匆,手脑并用,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教务和教学上,到了孜孜不倦的程度。他那么拼命地工作,争分夺秒地做事,旁人也许不理解为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逼自己一把,他是要将过去那些荒废的时间抢回来!阿爸送他的那辆克加路牌自行车又派上了用场,载着他忙忙碌碌地奔跑在黄埔乡村的羊肠小道上……

而高光宝骑行克加路的英姿,被一位男学生看在眼里――哇,高老师好帅喔!尽管克加路开始变老变旧,可这位学生“恋”上了它,非要用自己的单车,把这部克加路换了过去,也不舍得骑,擦拭得干干净净、油光滑亮的,当宝贝一般收藏起来了――几十年溜走了,这位学生也离世了,也不知道现在这件“老华侨文物”下落何方,是不是健在,而当时没有“立此存照”,挺可惜的。

高光宝既是数学老师,又是班主任,后来又当了级组长,还身兼学校的侨务工作…但他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此时的黄埔港中学早已经更名为86中,规模更大,设置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师资颇具实力,声名鹊起,成为示范性重点中学。“级组长”这样的“官”,说小则很小,说大也很大,工作可以说相当繁重。全级6个班,300多名师生,其中大概有100名学生是编外班招进来的,小学基础就特别差,升上初一当然就更加吃力,逃学打架不在话下,破罐破摔成为一股“风潮”。若是放任他们不管,不但影响校风,不学无术地进入社会,就等于耽误了这帮孩子的前程,甚至可能会偏离正常的人生轨道。高光宝不愿意放弃,于是格外地把感情和心力倾注在了这些后进班的后进生身上,为此制订了一丝不苟的“治理计划”,密切联系班主任,联系家长,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学生进行走访、谈心、帮扶、激励、奖惩,对症下药,既管又爱,严宽结合…苦心不负,到了初三,大部分人升上了高中,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违纪问题。说到组建“家长委员会”,是在1991年,可以说是相当超前,那是高光宝的一个思维创新举措,将学校、家庭、社会连成一个有机的网络,得到校方的支持,并筹集到资金,奖励进步生、优秀生,后来发展到奖励优秀教师,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获得校内外推广…1995年,高光宝退休时,荣获了广州市政府颁发的终身教育成就奖。

金边的老同学在广州重逢,后排英俊的高个子就是张伯章

从1963年到1981年,经过前后18年20多次的报告申请,李碧容和孩子终于解决了户口问题,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1983年1月,高光宝加入了致公党,一直积极参与黄埔区的侨务建设。退休后的某一天,黄埔区侨办请他一起接待法国华侨,他跑去一看,天哪,这不是他在金边市潮侨公立端华学校时的同学吗?!更不可思议的是,通过这位老同学,高光宝终于与他念念不忘的好友王尚进和张伯章联系上了。

还记得当年民国政府的人员在金边的学校演讲,发动华侨去建设台湾,当时两位小伙伴对高光宝说,阿宝,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俩都准备考医科大学,你有什么打算呢?

高光宝说,我要回大陆,我不学医,我想当老师!

阿进说,那好吧!有我和阿章当医生,万一真的打起仗来,我们不但可以救自己,还可以救你……

2010年,和老同学王尚进(图中)及其夫人在台湾相见

整整58年过去了――直到2010年,高光宝到台湾旅游,三个昔日的小伙伴――三个幸存者――三个幸运儿――才终于再次重逢――记得当年骑木马,转眼已是白头翁――不胜唏嘘啊!大家都如愿以偿,去台湾的成为了医生,王尚进在彰化,张伯章在台北,而回来广州的高光宝则当了老师。

2018年岁末,从广州西南郊的花地湾出发,转了两趟地铁,我来到东郊黄埔大沙地西,再搭大约10分钟的摩托车,总算来到了86中大门口附近一幢普通的楼房。由于担心路途遥远,慌慌张张的,准备好的礼物都忘记带出门,只好空着两手来拜访这对质朴平和的老夫妻。我离开时又因为叫不到车,只能步行走出大院,沿着宽敞的高速大马路一直走,经过施工路段、建材商铺、立交桥、黄埔区保健院…当时车来车往的,行人却寥寥无几。走了大约半小时我迷路了,其间还摔了一跤,好不容易遇见个帅哥一问,原来我走错道了,又踅回头,大约20分钟后才找到地铁站…

荣誉证书

想起高光宝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从乡野之地走到今天的繁盛,心里忽然很是感触。现在网络上有句话挺流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励志鸡汤式的标语,其实是常识,是一句真话。这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微妙的整体,它能够高效有序地运转,是因为“能量守衡”,是因为有很多负重者忠于职守,各司其位――这些人貌似很平凡,却又很不平凡,高光宝就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一位。

2018年某一天,高光宝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礼物,那是2016年9月由中国教育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签署颁发的荣誉证书,又大又方的一本红色证书,内容为――

高光宝老师:

您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满三十年,为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特颁此证。

右一为高光宝

哇,_好开心的老夫妻

中国致公党广州市委员会
201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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