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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高知归侨夫妇——莫传三、郑燕娥

发布时间:2019-04-15 11:15 | 来源:中国致公党广州市委员会

编者按:本文成文之时,莫传三同志已于3月23日因病去逝。莫传三同志生前曾任中国致公党广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兼职副主委。谨以此文向莫传三同志致敬。

越南:莫传三、郑燕娥和家中老少的合照

2019倒流41年,穿越斑驳的时光碎片,回到越南南北统一之后的第三年。

那是1978年。清明节前后,大街小巷浮动着丝丝敏感和不安的气息,低气压笼罩越南,华侨华人更加沉默,甚至在公共场所都不敢说中文,他们怀着伤感,静悄悄地前往拜祭逝去的亲人――因为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撤侨的传言到处都是,越南当局也像是急不可耐,催促并要求华侨交出粮簿和户口本,只要交出来就可以立即走人。有的华侨也许是出于极度惶恐和疑虑,真的是什么都没带,就空着两手慌慌张张地跑回了中国的边界。

此刻,越南北部城市海防的华侨,也陷落于同样的彷徨无着之中,比如这对高级知识分子夫妇,丈夫名叫莫传三,妻子名叫郑燕娥。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眼见兄弟姐妹和众多的亲友都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越南,各找出路,其中大多数是经由香港,然后去往海外……莫传三和郑燕娥却仍然没有动静,他们是早就打定主意要回国的,归去的心是一天比一天迫切,问题在于“归国证”却迟迟没有办得下来……

1943年9月和1944年9月,莫传三和郑燕娥一前一后出生于越南的海防,他们的前半生——成长、求学和工作都在海防,因而他们也是越南现代和当代历史的见证者,亲身经历了越南对法国的独立战争,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以及南越和北越的分离与统一…像所有的海外侨民一样,无论侨居国还是祖国有什么风吹草动,一旦世界格局出现风云变幻,他们都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莫传三和郑燕娥注定有一种颠沛流离的命运。

莫传三的父母于20世纪20年代去往东南亚谋生,最终在越南海防市落地生根。莫传三童年时代就读越南当地的小学,接下来又考上越南海防市华侨中学,他的越南语和中文都非常好。高中毕业时经过越南高考,他又考入越南首都河内国立综合大学数学力学系,这所大学在法属殖民地时期就颇有名望,后来又改名为河内国家大学。

大学毕业后,莫传三分配至海防市水陆交通大学教书,一晃近十年。莫传三用越南语讲课,因为兼融了华侨老师上课的中文风格,这种中越融合型的授课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当时大学的学术气氛尚好,同事之间关系也很是融洽,那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

郑燕娥的父亲郑杰培是广东中山濠头本地人,早在1918年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大概在1920年至1921年间,他与家中兄弟以及同乡共8人一起下南洋,目的地原是现在的马来西亚。行船到越南海防附近时,因为船破了一个洞,只好停船上岸修理,觉得海防也不错,就留下来了……

1942年前后,日本侵占东南亚,抓捕抗日的革命党,日军暗探在郑家墙上发现挂有一幅人头像,如获至宝,派人上门来将郑杰培捉拿归案,还以为抓到了“大鱼”——那张人头像其实是郑杰培加入同盟会时的标准会员照,他非常爱惜,当作护身符一般,下南洋时也不忘带在身上。安定下来后,他又去海防的相馆将照片放大,并张挂起来。没想到看见这张照片的日军密探,以为是孙中山复活了,怀疑郑杰培就是孙中山,或者是孙中山的兄弟,结果闹出一场乌龙事件,因找不到证据,只好又将他释放。

就在这种飘摇动荡的乱世之中,郑杰培和太太前后一共生下了16个孩子,其中9子7女,郑太太因此被越南侨民称为多仔婆,好命婆。郑燕娥在兄弟姐妹中总排行第12。

郑燕娥是莫传三在海防华侨中学时候的学妹,低他两届,两个人都是学校篮球队员,很显然在那时就已经互生好感。1969年,郑燕娥在越南河内经济计划大学物资商业系毕业,分配于海防市物资工业局,负责综合统计分析的工作,是越南的“国家干部”。毕业同一年,郑燕娥和莫传三结婚了,但越南境内的战争和炮火一直没有停歇。仍然是在1969年,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病逝。

事情还是要从头说起。越南的西贡现在是亚洲著名海港城市,但过去只是湄公河三角洲一个小渔村。1859年2月,由于法国海军大举侵入,西贡沦陷。1885年,《天津条约》签订,意味着越南不再是中国的“藩属地”,转而成为法国的殖民地。1946年11月,随着全球殖民主义势力的衰退,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抗法战争爆发,得到了中国的有力支援。到1954年5月8日奠边府大捷,越南军事

上取得关键性成果,法越战争来到尾声,越南获得了民族独立。国际社会随即召开日内瓦会议,商议朝鲜问题以及主持越南和法国的停战谈判。以北纬17度为临时分界,越南境内由此划分为南越和北越,北越由越共统治,首都在河内;法国的势力范围退到南越,以西贡为首府,之后交给美国主宰。1961年5月,美国派遣特种兵发动“特种战争”,长达十多年的越南战争拉开序幕……直到1975年4月美国撤兵撤机,战争基本结束。1976年元旦,分离长达21年的南越和北越终于合二为一,西贡改名胡志明市。

可惜当时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诡谲多变,随着美国退出越南,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交恶,中美之间关系缓和,而苏联和越南则日益亲近,中越边境开始冲突频繁,越南排华浪潮逐渐汹涌,不少华侨华人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尽管在越南出生和长大,作为大学教师的莫传三首先被列为排挤对象——忽然,莫名其妙地,他被停课了,被搬办公室了,被孤立了,被一个人困在一间空空如也的实验室里,除了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什么都没有……几年都是这样,好险薪水还是照发。

莫传三明白了,越南当局的敌意已经扩散,具体影响到了他个人身上。不时有坏消息传来,哪位华侨华人被抓起来了,抓捕原因不外是“从事不法活动”——基本上,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有位在警察局工作的好心学生告诫莫传三,身为华侨华人,他千万要谨言慎行,不能有丝毫行差搭错,否则就授人以柄。为了保障老师的安全,这位越南学生私下对莫传三“约法两章”:一、从学校实验室回到家后,一定要以家为中心,在20公里以内活动,不要逾越这个范围;二、晚上时间任何原因都绝对不要外出。

进入1978年下半年,中越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一触即发,中方派出两艘船在海防、胡志明市准备撤侨……

按现在的话来说,作为“国家公务员”的郑燕娥,终于也感觉到压力逼近。越南当局曾先后有过三次排华意图明显的政府裁员,都没法裁掉郑燕娥,因为她的岗位实在重要,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金量,而她的工作能力又是无可挑剔。她管理着42间工厂,经常踩单车去下乡,下乡时间可以不用坐班。好在郑燕娥当时尚有那么一点自由,感到时局不对,莫传三又不被允许出行,只好一切由她出面去活动。从海防到河内105公里,去到驻越中国领事馆办理“归国证”,算是留了一点“后手”…

1978年7月,郑燕娥刚刚拿到“归国证”,8月份她所在的物资工业局就开始实施战前监视,对她则不再委派任何工作任务了,各科室还配有两支步枪,说是防止战争随时爆发。

1978年9月15日,郑燕娥接到调令,要调她下去工厂。这则调令就如同“逐客令”一般沉重、强硬和冰冷,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是一架国家机器对一个人的驱逐…

1978年9月24日,莫传三和郑燕娥怀揣“归国证”,带着莫传三的老父亲以及年幼的两个儿子,一家五口从海防坐火车到河内,过了友谊关,一夜之后,终于踏进国门……1979年2月17日中越战争爆发,这是后话。

中国在友谊关安置处设有工作组,负责难民营的具体事务,从越南回来的人员都住在一间大仓库里。紧接着安置处又将等待安排的大学老师、公务员、新闻记者包括家属等人,分流到广西宁明市党校的难民营。

工作组根据实情,推荐莫传三入职大学。广西大学方面马上派专家学者对他进行各方面的考核,同时还要他作出教学示范,最终他被录用。1978年9月底,莫传三顺利进入广西大学,教授流体力学。由于郑燕娥在越南曾从事国营经济工作,暂时被安置在广西南宁华侨服装厂筹备处。

当时邓小平提出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对夫妇恰好赶上了大好时机,俩人的工作都飞快有了着落,他们心中有一份浓烈的感恩,希望回报祖国的厚爱。

80年代改革开放在特区率先施行,广西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各行各业都焕然一新,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和热门话题,而有文凭又有实践经验的经济类人才开始得到重视,郑燕娥可以说是炙手可热,脱颖而出。

1980年4月郑燕娥作为领队,被选拔去北京、上海进行经济技术、业务及管理的系统培训,之后她也进入了广西大学,成为大学教师。1982年,郑燕娥提交25000字论文,获得统计师职称。虽说不是师范科班生,但郑燕娥的教学富有成效,她口才不错,知识面广,独立讲授工商企业、市场营销、广告学、统计学原理、财会五门专业课,受到学生好评。

1984年3月8日,郑燕娥和莫传三夫妻俩一起加入了中国致公党。

1986年5月,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和落实,莫传三和郑燕娥调入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城市职业学院。

莫传三教授数学,郑燕娥教统计。莫传三的实力几乎立马得到验证,就在1986年下半年,学院给他连升了两级工资。90年代,整个广东省的成人高校实行数学科统考,莫传三再次一鸣惊人,教学成果令人心服口服――全省数学100分的学生有8个,其中他所教的三个班就占了7个……这7个100分如同大花园中的奇葩,如此的惊艳和骄人,使学院赢得了荣誉和口碑,也让身为园丁的莫传三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数十年耕耘高校,呕心沥血浇灌出累累硕果,这次统考,是他教书生涯中一次偶然又必然的才情怒放。

莫传三在1992年成为城市职业学院副教授,1995年升任教务处处长,1997年他又被选为致公党广州市委兼职副主委。从那以后,除了完成教务工作,小至致公党市委安装空调、更换办公桌甚至换灯等琐碎事情,大到带党员出外调研、完成提案,他都从不推辞,决不敢懈怠,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忙人。甚至他在学院里上班时,也有归侨人员找上门,请求他帮忙解决各种问题……他又是一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无论大事小事,都绝不含糊。在1997年至2002年担任致公党广州市第九届副主委期间,他为市委会党务工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郑燕娥在教学上非常用心,她注重教与学的沟通互动,还擅长以心理学开拓学生的思路,侧重理论、案例、实操相结合,教学效果特别明显。在一次毕业典礼上,有位学生说——“郑老师,我不是你成绩最好的学生,但你却是我学习生涯中最好的老师…”——来自学生的鼓励和学院的认可,更激发了郑燕娥的热情和创造力,每个学期她的任课量都名列前茅,开新课最多,并编写出版了2本教科书,另外有4本讲义和20多篇论文,在教学和经委系统都受到嘉奖,载誉无数。

1998年3月23日,郑燕娥当选广州市海珠区第11届政协委员;与此同时,她也承担了致公党海珠区基层组织主委的重任,作为大学教师的她又刚好退休,开始为社会工作投入更多精力。

2002年,中国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和越南作协电影公司合作,拍摄电影《阮爱国在香港》,由郑燕娥担当剧本的翻译,兼任开机仪式上的现场口译员……

越南高知归侨夫妇——莫传三、郑燕娥

2019年3月15日,笔者在新港西路城市职业学院的教工宿舍里,见到了这对志同道合的广州致公党模范夫妻——莫传三和郑燕娥。

我那天离开时有点过于匆忙,而莫传三却意犹未尽,他说,可否再给我5分钟,就5分钟,让我再讲几句话?

听到前辈这么说,我十分惭愧,于是又重新坐了下来。

莫传三说,我就是总结两点:我26岁开始在越南的大学里面教书,接近10年,虽然它们不归入我回来后的教龄,但我积累了10年的教学经验。从我36岁归国,到2003年退休,退休后仍然连续10年担任学院教育督导组组长,帮扶年轻教师的成长,可以说,我回国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那就是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尽到了最大心力;我兼职致公党广州市副主委,为党务工作竭尽所能,秉公办事,不问个人得失,我对致公党也做到了无悔和无愧――我就讲这么多吧——这时,我吃惊地看到莫传三的眼角溢出了泪滴,他用手去掩饰,眼泪却是流个不停。

一步一回头,走下教工宿舍的台阶,穿行在城市职业学院的树荫、走廊和操场,到处都是春天的景象。我抬起头,天空湛蓝如镜——那张和蔼可亲的国字脸,涌自赤子之心的一掬热泪浸湿的眼角,仍然一遍一遍地浮现。

于2019年3月-4月 广州

为教育奉献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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