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在1947年召开的“三大”，就是在由中国共产党提供建议的前提下，在香港召开的一届承前启后的大会，是中国致公党早期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良好合作而召开的一届大会，是体现两个政党之间进行合作开始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届大会。这届大会的召开，开启了建国以后参政党致公党与执政党共产党长期以来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的新起点、新征程、新纪元。 

    第一，抗日救亡时期，致公党频繁地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响应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挥“侨”“海”优势，捐助国内抗战。

    在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时期，中国致公党从来没有缺位。它秉承着致公堂在二十世纪初就树立的“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侠义除奸”三大信条，团结和组织海外华侨，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捐献钱财，组织力量投入到国内的抗战洪流当中去。荣辱与共，爱国表现。致公党这种强烈而真诚的爱国思想行动，是我国民主党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

    中国致公党在1931年于香港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斗争，广大的国内外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斗争。抗战救亡的伟大爱国斗争中，中国致公党驻守在香港的党员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等频繁地与抗日东江纵队的负责人方方（方思琼）、廖承志、曾生、尹林平等等共产党员接触，商议抗敌计策，发动海外华侨踊跃捐助抗战物资，在对国民党消极抗日失望之后，找到了投身抗日的新渠道。

    1937年日寇悍然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致公党（堂）领导人司徒美堂先生不辞辛劳地奔走呼号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之间，大力地向侨胞们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同时，在香港办公的致公党中央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中国致公党继承发扬华侨爱国光荣传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坚持长期抗战的募捐活动，同祖国人民一起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光荣任务。

    正是因为中国致公党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出一系列抗战救亡的号召，全世界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起，积极地投入到了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令人感动的是，为了集中全力发动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司徒美堂还和致公党（堂）的同志们一起，专程到了上海，为守护在淞沪、英勇抗击日寇的地十九路军送去了华侨们捐助的急需战备物资。

    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后，司徒美堂于1941年1月8日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发出快邮代电。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言辞恳切、语重心长的电文后，于3月14日予以复电，指出中共始终以民族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合作抗日到底。致公党和共产党的早期合作，由此达到一个新起点，也从此掀起了两党紧密联系的新高潮。

    在这荣辱与共的时候，中国致公党积极支持国内全民抗战的抉择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在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当中，致公党不惧危险，积极配合共产党的行动，积极动员华侨从海外归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中国致公党不仅仅在抗日声明上于中国共产党的《告全国同胞书》高度契合，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仅仅频繁地号召海外侨胞捐助抗战，而且能在实际行动中积极动员年轻力壮的华侨从海外归来，投身到抗战的洪流当中去。荣辱与共，共担重任。

    致公党“二大”召开之后，坚持在香港的致公党中央领导者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与中共赣粤边领导人方方、许涤新、曾生、尹林平等商议了抗日策略，主张反蒋抗日，同时致公党还发挥“海外”联系广泛、“侨胞”资源丰富的优势，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香港、澳门等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积极地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年轻力壮的华侨回到祖国怀抱中，投入到抗战当中去。

    那时，致公党党员董寅初自身就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从事抗战活动，声援了国内的抗敌斗争。他为抗日而身陷囹圄四年时间，出狱后毅然回到国内，继续投身到国内的新民主主义和建国洪流中去。

    在致公党的协助下，印度尼西亚归侨张然和（即张国坚）带着马来西亚归侨廖冰从香港取道汕头，到大埔县，进入到了江西瑞金苏区，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发一起参加了苏维埃红军，随后参加长征。另外，在中国致公党菲律宾籍党员许志猛的帮助下，菲律宾籍青年叶飞回到祖国，投身到抗战中去，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得力领导人，建国初被授予上将军衔。根据史料记载，由致公党协助而回到祖国怀抱、投身于抗战中、建国后被授予将军的海外归侨还有田中（被授予中将）。正是因为坚持发挥“侨”“海”优势，密切地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中国致公党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在发出抗战声明、号召华侨捐资、动员海外华侨青年回报祖国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除了这些可歌可泣的历史史实和英勇壮举、感人事迹外，与此同时，致公党党员们能够与侨居国的人民一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比方说，前文提到的中国致公党菲律宾负责人许志猛，在日寇侵略菲律宾后，就和菲律宾当地青年一起组织“抗日锄奸义勇军”，直接面对日寇进行战斗。还有当年侨居马来亚的致公党马来亚支部的领导人官文森，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捐款支持马来亚的加影前卫剧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号召侨胞出钱出力，对马来亚华侨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弘扬“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侠义除奸”三大信条，执行致公党的立党宗旨，司徒美堂以身作则，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许志猛、伍觉天、董寅初等等领导者都能积极跟共产党进行密切的接触，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从而能带领中国致公党广大党员在海外宣传抗日形势，抗日声明，号召侨胞捐资抗日，组织力量投身国内的抗敌斗争，进而积极参加所侨居国的抗日斗争。同时，海外的致公党(堂)组织或运用原有报刊、团体大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或组织华侨抗日武装，参加当地人民的抗日军，或以其他各种形式，同侨居地民众、盟国军队并肩作战，坚持抗日战争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们的祖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面对侵略者，大家能荣辱与共。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合作，使得国内外都赢得了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路者战斗的最终胜利。

    第三，抗战取得胜利，中国致公党的骨干力量云集重庆，他们与共产党接触，迈出了致公党与共产党早期合作值得大书特书的第一步。

    荣辱与共之后，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肝胆相照的时期。抗日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后的那时，全国诸多党派的各方力量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聚集在重庆，准备商讨结束抗战后的国家政治走向。中国致公党的骨干领导司徒美堂、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都像其他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一样，聚集在重庆，希望能看到中国民主政治协商后产生的国家早日呈现在国人面前，想不到却被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给蒙了。一心要搞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却耍尽手腕，大搞假和谈、假协商、假民主，这就使得致公党逐渐识破了其政治阴谋。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正在重协助中共领导毛泽东跟蒋介石谈判。周恩来主动地与各民主党派交朋友，很巧妙地对大家进行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宣传。司徒美堂、陈其尤、黄鼎臣他们与周恩来交往后，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可贵，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质，进而为中国致公党党内的理论、纲领、宣言和党纲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在抗战时期就数度往返于美国、香港、重庆的致公党（堂）领导人司徒美堂，曾经在1941年、1942年、1944年和周恩来接触交往，他深深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特别是共产党的主张而感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初，中共南方局迁到南京，司徒美堂又闻讯前往梅园新村，拜访老朋友周恩来、董必武，向他们讨教。此后周恩来又两次亲赴司徒美堂寓所回访，向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剖析国民党当局制造摩擦、准备发动内战的伎俩。周恩来说：“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真和平、真民主、真稳定的中国。我们愿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来拥护并监督政协全部协议的实现。”这番肺腑之言，使司徒美堂感到共产党是真心拥护和平民主的，他觉得致公党应该与中共结盟。而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现实教育了司徒美堂，他愈发认识到周恩来是正确的，毅然与蒋介石决裂，公开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他还当众表示：“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中国致公党的选择，使得中国共产党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带动了中国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壮大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力量，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内涵，促进了国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发展趋势。需要补充的是，正是因为有了对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1945年5月，中国派出10名代表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司徒美堂被选为这个代表团的华侨顾问。

    致公党（堂）领导人司徒美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是如此亲密，而致公党领导人之一黄鼎臣也曾经与周恩来接触、交往、合作过很多。黄鼎臣曾留日学医，抗战时期在重庆挂牌，医术高明，门庭若市。一些达官贵人欲以高薪聘他去做家庭医生，被他谢绝。而当新华日报社聘请他为医药卫生顾问时，他却不怕戴上“红帽子”，毅然答应。原来，黄鼎臣是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后因联系人被捕失去组织关系，但他并没有彷徨气馁，仍自觉地为党服务。从此，黄鼎臣常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周公馆出诊，给共产党人看病，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和其他南方局人员。他挂上听诊器时是医生，摘下听诊器时则成了学生。他津津有味地听周恩来讲时事政治，从中汲取进步思想的营养，以充实自己的人生观。

    中共南方局党组织也注意团结黄鼎臣，指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广东领导人之一的许涤新负责与他联系。当时，陪都各界人士常到天官府郭沫若家去聚会，讨论抗战形势，寻找民族前途，黄鼎臣也是座上客。聚会中，只要周恩来到场，气氛就异常活跃，他对各界人士一视同仁，推心置腹。给黄鼎臣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对不同意见从不强词夺理，而是通过透彻的分析讲清道理，使大家心悦诚服。他的精辟阐述，给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各界进步人士指明了方向。黄鼎臣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南方局工作，从不放过任何同党外人士接近的机会。有什么事情，他都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报，找大家商量。”正因为如此，党外民主人士对周恩来都敬佩有加，听从其策。

    致公党主要领导人跟共产党的合作，使得致公党能从此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进而在1947年4月底5月初召开的“三大”上一举由会党转变成政党。

    而中国致公党“三大”的召开，修改了党章，重整了党务。这次大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创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三大”是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合作的革命成果的凝聚，是中国致公党跟中国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独裁斗争而共同努力的良效表现。由此也为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奠定了基石。

    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中国致公党由会党转变为政党的重要一环。综述起来说，抗日救亡时期，中国致公党频繁地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响应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挥“侨”“海”优势，捐助国内抗战。在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当中，中国致公党不惧危险，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积极动员华侨从海外归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抗战取得胜利，中国致公党的骨干力量云集重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迈出了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合作值得大书特书的第一步，为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大会的召开找到了理论依据、组织纲要和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