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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党中央党部旧址陈列馆巡礼之三:历史转折

发布时间:2017-04-21 02:21 | 来源:致公党


    三、历史转折:中国致公党“三大”开启与中共团结合作 
       
    抗战胜利前后,在中共南方局建议下,陈其尤等同志积极进行恢复中国致公党组织的工作。1947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此中国致公党的历史方向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开创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抗战后期,在重庆的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以及黄鼎臣、伍觉天等人致力于恢复致公党组织的活动。



陈其尤等人当时主要活动地点在重庆林森路三零三号的黄鼎臣诊所,这也是中共重庆办事处与党外人士秘密联系活动的地方之一。



黄鼎臣当时在《新华日报》上投放的广告。(来源:致公党重庆市委会提供)


    1946年初,陈其尤等人先后抵达香港,与在港的陈演生等人会合,以香港九龙弼街汉生隆糕粉厂为活动中心,积极开展恢复中国致公党组织的活动。这里后来也成为致公党中央迁移香港后的机关所在地。



(来源:陈演生后人提供)


    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当时发表一系列文章,声明致公党的政治主张。

    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香港《华商报》发表“该党组织概况”,对外宣布“正在准备尽速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党务,修改党章与政纲,并选举中央干事及监事。”



(来源:《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上)》)


    中国致公党在《中国致公党对时局意见》一文中,声明致公党愿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



(来源: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1946年冬,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组建了以任洪为主任委员的致公党广州支部。支部成立不久后,承担了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而起草新党章的任务,以及负责致公党“三大”文件印刷及筹备“三大”的后勤工作。新党章的起草工作在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雷荣珂指导下进行,由该系致公党员阮耀民执笔。



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雷荣珂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大会讨论修改了《中国致公党政纲》和《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选举产生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杰臣、严锡煊和伍觉天等九人组成。推选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秘书长,设立香港、马来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和二十多个分部。



李济深



陈其尤



《中国致公党政纲》。(来源:于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来源:于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来源:于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1947年5月12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发布第五号通告,其附件中记录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来源: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1947年5月12日,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发布通告(复字第五号),向本党各总支部通告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



(来源: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原副主委王起琨提供。)


    在发布第五号通告的同日,中国致公党中央还发布第六号“改用新印章”的通告。



(来源:洪门·华侨·致公网站)


    1947年8月19日,针对国民党政府颁布《总动员法案》,中国致公党发表《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总动员法”告全体党员》。




(来源: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中国致公党“三大”之后,中国致公党中央创办《公论》作为机关刊物,以此作为舆论阵地,宣传自身的政治主张。取名“公论”,意为“万机决于公论”。“公论”二字外套“井字框”,象征“耕者有其田”。《公论》从1947年12月创刊问世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版6期。



《公论》创刊号封面。(来源: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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