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党创始人　司徒美堂（1868-1955）　　　　 　　 　　今年是著名侨领、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司徒美堂诞辰143周年。司徒美堂旅居美国69年，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他有交情的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罗斯福都是彪炳史册的中外伟人。在著名油画《开国大典》里，他的“美髯公”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反清复明到支持辛亥革命，从支持辛亥革命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司徒美堂终其一生追求光明、进步，赢得“爱国旗帜、华侨楷模”之美誉。司徒美堂诚为孙中山毕生最倚重的爱国侨领，是深受海内外人士所敬仰的辛亥功臣。“华侨是革命之母”，便是孙中山彰显华侨之功于辛亥革命的肺腑之言。 　　 赴美谋生　设立安良堂 　　在广东开平赤坎镇,司徒是一族大姓, 司徒家族历代名人很多，是海内外知名的望族。现国内出自赤坎镇的司徒姓3万余人，海外及港澳台亦达3万人。清末民初，司徒家族青壮年男人，大多到美洲、南洋谋生，司徒美堂则是这个家族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在广东开平，父亲早逝，含辛茹苦的母亲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把他送进私塾读书，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化基础。1880年，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从母亲手中接过贷来的50 块龙洋，从开平步行至香港，搭乘大火轮“加力”号，只身远渡重洋，去美国闯世界。打工之余，除了练功就是看书，他竟在这里看到了国内的禁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了解到满清的历史。司徒美堂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是在旧金山上岸的……脚刚踏上码头，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地上脏东西抛了一身。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第一个见面礼。”国弱则民无尊严，衰败的大清朝保护不了自己的臣民，两年后的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拉开了长达61年全国性排华的序幕，本已饱受歧视的华侨，生存环境更加恶劣，海外游子只有组织起来自保自救。当时北美的洪门致公堂就是其中之一，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信条，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很多华侨加入了洪门致公堂等组织。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愤然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而这，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1894年，致公堂内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组织涣散，时不时会发生堂斗。司徒美堂来到波士顿，组织成立了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帜，号召海内外炎黄子孙在祖国危难之际，要胸怀祖国，关心桑梓，不计前嫌，摒弃小山头私利，同仇敌忾，拯救中华。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2万多人，而当时的华侨才20余万。他们还聘请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为法律顾问10年之久。由于他热心为侨胞服务，受到当地侨界热烈欢迎，司徒美堂从此担任了长达40余年的安良堂领袖。安良堂在团结华侨互助共济、兴学办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司徒美堂虽然长期生活在美国，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因此只知爱中国”，他热切地期待着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司徒美堂是美洲华侨社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传奇人物，他的人格魅力和崇高威望，让人们永远难以忘怀…… 　　洪门赤子 辛亥功臣 　　1904年，孙中山到美国宣传民主革命，司徒美堂深受启迪和鼓舞，思想上逐渐从模糊的“反清复明”转变为民主革命的自觉意识，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 　　其实，孙中山早期在家乡时已仰慕“洪门”。190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致公堂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是为了进一步发动美洲华侨，宣传民主革命理想而来。同年初，孙中山已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受“洪棍”即“元帅”之职，司徒美堂又小孙中山2岁，因此称孙中山为“洪门大哥”。孙中山在波士顿一呆就是5个月。这期间，他为了“节省一点，留下钱来打清朝”，就住在司徒美堂家。在朝夕相处中，两人相互关照，经常谈心，成为知己。与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司徒美堂耳濡目染，了解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树立起“反对满清、建立民国”的洪门目标，使华侨参与革命运动开创了新的里程。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并在美国许多城市建立分会。为便于同盟会在美洲开展革命活动，也为进一步把致公堂改造为革命组织，孙中山于1911年建议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堂对这个建议“备极欢迎”，要求各地洪门组织与同盟会联合，匡扶革命事业。这为后来致公堂改为致公党打下了基础。孙中山转赴纽约宣传发动革命，司徒美堂也追随他到纽约组织“安良总堂”，继续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从经济上支持辛亥革命，是包括司徒美堂等在内的爱国华侨最为突出的功绩。美洲华侨对辛亥革命时期武装起义的捐助，以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最为显著。1911年4月，广州起义筹备紧锣密鼓，国内的同志致电孙中山急需15万美元。孙中山又想到了司徒美堂，希望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发动全美华侨捐款，以解燃眉之急。司徒美堂觉得，捐款5元、10元的，虽可以集腋成裘，但必索革命同志于枯鱼之肆，缓不济急，提议不如把致公堂部分大楼房产抵押筹钱。这个想法得到大家的赞成，30万款项很快集齐，汇给了在香港的黄兴。致公堂大楼为侨胞捐资建造，是他们在海外聚会的场所，为了民主革命而不惜拿洪门财产去典押，这在海外华侨爱国史上是第一次。 　　辛亥革命及国共合作北伐期间，司徒美堂先生发动华侨捐款予以支持。孙中山回国后，司徒美堂又发动致公堂同志向国内通电报300多封，拥护孙中山出任总统。孙中山对华侨有着同志般的情感，在中国的革命活动中，华侨是巨大的原动力，侨胞协助孙中山成立海外革命组织、创办革命报刊、踊跃捐款捐物，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斗争。孙中山在目睹洪门人士和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得爱国表现，感慨良深，由衷地赞叹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多年的交往，使司徒美堂与孙中山成为了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司徒美堂为辛亥革命所作的贡献，孙中山铭记在心。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致电司徒美堂，力邀其回国出任总统府临印官。司徒美堂婉辞了孙中山的盛情，在回电中直抒胸臆：“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 　　民族气节　 团结抗日 　　美堂先生曾经说过“谁能出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我就拥护他、支持他。” 　　1931年，司徒美堂领导侨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亲自率领侨胞，携带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他以七秩高龄之身，亲自发动美东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为祖国筹措战费。为集中精力从事救国工作，他辞却它职，专司该会工作，一干就是5年之久。其间，他坚持每天早上10时上班，一直工作到深夜，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尽管自己并不太富有，他还是竭其所有，尽力捐输，名列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在司徒美堂的带领下，美洲洪门侨众全力捐助祖国，贡献至巨，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这之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捐款最多，达330多万美元。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 司徒美堂觉得“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致电国共两党领袖，指出中国的抗战“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需要出财出力，甚至出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国族之生存”,毛泽东主席复电司徒美堂，介绍了国内的抗战形势，并指出：“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 　　1941年冬，司徒美堂先生被遴选为国民政府参政员，途经香港返国时，太平洋战争突发，香港沦陷，他亦不幸落入日军之手。日本特务头子矢崎亲自对司徒美堂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企图利用他在洪门的江湖地位，出面组织和召集香港帮会协助日军搞“强化治安”。司徒美堂义正言辞地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离世之前背黑锅，那样犹如贞妇白头失守，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 矢崎说：“现在大日本皇军所向披靡，无论中国还是美英两强都无人能挡其锋，先生这个维持会长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司徒美堂说：“国破家亡，我早已经活够了，如果你们要用强迫，那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特高科很想杀掉这个倔老头，但碍于香港帮会势力大，不敢贸然下手，只好忍气吞声将他放掉，但仍软禁在家。司徒美堂性如烈火，怎能忍受日寇折辱？当下联络香港洪门兄弟送他出港。在香港洪门弟兄的帮助下，司徒美堂化装成老渔夫，偷渡到了内地。手持木杖，步行150公里至东江游击区，旋经曲江、桂林，安抵重庆。是时司徒美堂先生已届75岁高龄，他在香港誓死不入伪职，表现出了高度的民族气节，深得国共两大党派敬重。 在司徒美堂到达重庆之初，蒋介石夫妇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亲自搀扶，并送到大门外，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殊荣。蒋介石还动员其加入国民党，并许以国府委员实职，殊料司徒美堂死活不干，令蒋介石大为扫兴，态度也转为冷淡。 司徒美堂一心想参政议政，但为什么不惜得罪蒋介石而拒入国民党呢？原来，他到重庆后，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实地考察了大后方民众的困苦生活，感到国民党对百姓困苦的关注，还不如洪门那些帮会，与孙中山当初的理想相去太远，这样的政党不加入也罢。他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 同时，就在他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到旅馆看望他，代表中共向他表示亲切问候，并随后派人送去近期的《新华日报》，让他说明了当前的时局和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又专为司徒美堂举行欢迎大会，中共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及社会各界100多人出席。周恩来在致词中盛赞司徒美堂的爱国热忱，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的事迹，并邀请他在方便时访问延安。后来，他在寄给美国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通过那次会见，使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中伤都是谣言。” 返美后，他奔走南北美洲，向华侨宣传国内抗战的形势，每到一处，如实介绍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艰苦作战；消灭日寇的情况，使侨胞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进一步发动美洲华侨支援祖国抗战。随后，因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司徒美堂毅然与之决裂，代表进步侨界宣布抵制伪“国民大会“。 　　1945年，“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组成海外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成为举足轻重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发动致公堂办的《纽约公报》、旧金山办的《世界日报》、加拿大的《大汉公报》、古巴的《开明公报》等十家华人报纸，共同发表了“十报联合宣言”，提出“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破坏抗战”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战，奋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但由于耳闻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司徒美堂先生坚拒不做国民党的官。1947年在南京和上海，司徒美堂拒当国大代表，杜月笙替蒋恐吓：“蒋叫你当，你就要当，他不是好惹的人。”司徒美堂挥杖拍案而起，大吼：“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声裂金石，多年后，仍然可闻其声。 　　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八年艰苦抗日战争中，司徒美堂深明大义：铲除门户之见，从狭隘愚昧的堂斗中醒悟过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消除隔阂，团结侨众，联台华侨社会中的一切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救国统一指挥机构，动员广大侨胞募捐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国捐输，共赴国难。随着中国革命斗争的深入，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司徒美堂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完成了由旧民主主义思想到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 　　倾其毕生 矢志报国 　　194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倡议，司徒美堂闻讯激动不已，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司徒美堂：“至盼先生摒当公务早日回国”。 1949年8月，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最后离开居留近70年的美国，辗转经香港回到北平出席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刚到达北平，毛泽东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同他会面。那里坡陡，小轿车不易上去，过去来客常在香山慈幼院下，换乘吉普车开上去。毛泽东考虑到司徒美堂已82岁高龄，怕受不了坐吉普颠簸，嘱咐用担架去接。警卫人员一时找不到现成的担架，毛泽东便出主意，用自己的藤躺椅在两边绑上两根木棍，制成人工轿子，并特别叮咛抬的时候要轻要稳，不要晃动。司徒被接上来时，毛泽东亲迎搀扶，老人大为感动。 　　1949年10月１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他旁边不远处，有一位银须飘动、精神矍铄的老者，他就是被誉为“美髯公”的司徒美堂，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在开国大典闭幕典礼上代表华侨致贺词，表达了数十万美洲华侨的共同心声:“国外华侨协助政府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好，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政协筹备会经过讨论，将国名全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代表认为，共产党革命也是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所以不能完全撇开他创下的“中华民国”，提出应在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为慎重起见，周恩来邀请了二三十位辛亥革命元老人物，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就国名问题听取意见。司徒美堂站起来发言说，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还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的话语铿锵有力，博得全体在座者的一片掌声。马寅初、沈钧儒、陈嘉庚纷纷发言表示赞同。 　　之后司徒美堂打算功成身退，返回美国，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挽留，他终于留了下来，在北京北池子83号安了家。此后五年，他参加了土改及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在新中国每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工作中，他和海外爱国侨胞一样，积极拥护并予以支持。他代表美洲华侨参与政务，经常对美国发表广播讲话，扩大华侨的爱国情结。1955年在国务院专家局领导下，建立了归国留学生接待处。从此有不少解放前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回国定居，他还鼎力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在重庆等地设立华侨兴业银行，耄耋之年仍为祖国建设倾情奉献。司徒美堂先生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直到去世前几天，他仍念念不忘国家的前途，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正如美堂先生所言，华侨都有同样的感觉：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的内政，是中国人民神圣的任务，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与世长辞，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七百多人出席公祭。何香凝女士为安葬在八宝山的司徒美堂撰写了墓志铭：“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的路，反映着国外爱国华侨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评价司徒美堂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一生，是致力于致公党事业的一生。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抚今追昔，我们无限缅怀。今天，我们缅怀司徒美堂，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始终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爱国精神；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优良传统。司徒美堂的人格魅力和毕生追求，在他身后半个世纪的今天，愈发显示出凝聚力和感召力……

　　　　　　　　　　　　　　　　　　　　　　　 　　　 致公党创始人　司徒美堂（1868-1955）　　　　 　　

　　今年是著名侨领、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司徒美堂诞辰143周年。司徒美堂旅居美国69年，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他有交情的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罗斯福都是彪炳史册的中外伟人。在著名油画《开国大典》里，他的“美髯公”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反清复明到支持辛亥革命，从支持辛亥革命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司徒美堂终其一生追求光明、进步，赢得“爱国旗帜、华侨楷模”之美誉。司徒美堂诚为孙中山毕生最倚重的爱国侨领，是深受海内外人士所敬仰的辛亥功臣。“华侨是革命之母”，便是孙中山彰显华侨之功于辛亥革命的肺腑之言。

　　 赴美谋生　设立安良堂

　　在广东开平赤坎镇,司徒是一族大姓, 司徒家族历代名人很多，是海内外知名的望族。现国内出自赤坎镇的司徒姓3万余人，海外及港澳台亦达3万人。清末民初，司徒家族青壮年男人，大多到美洲、南洋谋生，司徒美堂则是这个家族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在广东开平，父亲早逝，含辛茹苦的母亲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把他送进私塾读书，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化基础。1880年，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从母亲手中接过贷来的50 块龙洋，从开平步行至香港，搭乘大火轮“加力”号，只身远渡重洋，去美国闯世界。打工之余，除了练功就是看书，他竟在这里看到了国内的禁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了解到满清的历史。司徒美堂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是在旧金山上岸的……脚刚踏上码头，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地上脏东西抛了一身。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第一个见面礼。”国弱则民无尊严，衰败的大清朝保护不了自己的臣民，两年后的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拉开了长达61年全国性排华的序幕，本已饱受歧视的华侨，生存环境更加恶劣，海外游子只有组织起来自保自救。当时北美的洪门致公堂就是其中之一，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信条，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很多华侨加入了洪门致公堂等组织。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愤然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而这，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1894年，致公堂内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组织涣散，时不时会发生堂斗。司徒美堂来到波士顿，组织成立了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帜，号召海内外炎黄子孙在祖国危难之际，要胸怀祖国，关心桑梓，不计前嫌，摒弃小山头私利，同仇敌忾，拯救中华。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2万多人，而当时的华侨才20余万。他们还聘请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为法律顾问10年之久。由于他热心为侨胞服务，受到当地侨界热烈欢迎，司徒美堂从此担任了长达40余年的安良堂领袖。安良堂在团结华侨互助共济、兴学办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司徒美堂虽然长期生活在美国，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因此只知爱中国”，他热切地期待着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司徒美堂是美洲华侨社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传奇人物，他的人格魅力和崇高威望，让人们永远难以忘怀……

　　洪门赤子 辛亥功臣

　　1904年，孙中山到美国宣传民主革命，司徒美堂深受启迪和鼓舞，思想上逐渐从模糊的“反清复明”转变为民主革命的自觉意识，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

　　其实，孙中山早期在家乡时已仰慕“洪门”。190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致公堂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是为了进一步发动美洲华侨，宣传民主革命理想而来。同年初，孙中山已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受“洪棍”即“元帅”之职，司徒美堂又小孙中山2岁，因此称孙中山为“洪门大哥”。孙中山在波士顿一呆就是5个月。这期间，他为了“节省一点，留下钱来打清朝”，就住在司徒美堂家。在朝夕相处中，两人相互关照，经常谈心，成为知己。与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司徒美堂耳濡目染，了解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树立起“反对满清、建立民国”的洪门目标，使华侨参与革命运动开创了新的里程。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并在美国许多城市建立分会。为便于同盟会在美洲开展革命活动，也为进一步把致公堂改造为革命组织，孙中山于1911年建议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堂对这个建议“备极欢迎”，要求各地洪门组织与同盟会联合，匡扶革命事业。这为后来致公堂改为致公党打下了基础。孙中山转赴纽约宣传发动革命，司徒美堂也追随他到纽约组织“安良总堂”，继续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从经济上支持辛亥革命，是包括司徒美堂等在内的爱国华侨最为突出的功绩。美洲华侨对辛亥革命时期武装起义的捐助，以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最为显著。1911年4月，广州起义筹备紧锣密鼓，国内的同志致电孙中山急需15万美元。孙中山又想到了司徒美堂，希望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发动全美华侨捐款，以解燃眉之急。司徒美堂觉得，捐款5元、10元的，虽可以集腋成裘，但必索革命同志于枯鱼之肆，缓不济急，提议不如把致公堂部分大楼房产抵押筹钱。这个想法得到大家的赞成，30万款项很快集齐，汇给了在香港的黄兴。致公堂大楼为侨胞捐资建造，是他们在海外聚会的场所，为了民主革命而不惜拿洪门财产去典押，这在海外华侨爱国史上是第一次。

　　辛亥革命及国共合作北伐期间，司徒美堂先生发动华侨捐款予以支持。孙中山回国后，司徒美堂又发动致公堂同志向国内通电报300多封，拥护孙中山出任总统。孙中山对华侨有着同志般的情感，在中国的革命活动中，华侨是巨大的原动力，侨胞协助孙中山成立海外革命组织、创办革命报刊、踊跃捐款捐物，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斗争。孙中山在目睹洪门人士和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得爱国表现，感慨良深，由衷地赞叹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多年的交往，使司徒美堂与孙中山成为了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司徒美堂为辛亥革命所作的贡献，孙中山铭记在心。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致电司徒美堂，力邀其回国出任总统府临印官。司徒美堂婉辞了孙中山的盛情，在回电中直抒胸臆：“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

　　民族气节　 团结抗日

　　美堂先生曾经说过“谁能出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我就拥护他、支持他。”

　　1931年，司徒美堂领导侨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亲自率领侨胞，携带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他以七秩高龄之身，亲自发动美东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为祖国筹措战费。为集中精力从事救国工作，他辞却它职，专司该会工作，一干就是5年之久。其间，他坚持每天早上10时上班，一直工作到深夜，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尽管自己并不太富有，他还是竭其所有，尽力捐输，名列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在司徒美堂的带领下，美洲洪门侨众全力捐助祖国，贡献至巨，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这之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捐款最多，达330多万美元。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 司徒美堂觉得“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致电国共两党领袖，指出中国的抗战“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需要出财出力，甚至出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国族之生存”,毛泽东主席复电司徒美堂，介绍了国内的抗战形势，并指出：“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

　　1941年冬，司徒美堂先生被遴选为国民政府参政员，途经香港返国时，太平洋战争突发，香港沦陷，他亦不幸落入日军之手。日本特务头子矢崎亲自对司徒美堂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企图利用他在洪门的江湖地位，出面组织和召集香港帮会协助日军搞“强化治安”。司徒美堂义正言辞地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离世之前背黑锅，那样犹如贞妇白头失守，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 矢崎说：“现在大日本皇军所向披靡，无论中国还是美英两强都无人能挡其锋，先生这个维持会长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司徒美堂说：“国破家亡，我早已经活够了，如果你们要用强迫，那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特高科很想杀掉这个倔老头，但碍于香港帮会势力大，不敢贸然下手，只好忍气吞声将他放掉，但仍软禁在家。司徒美堂性如烈火，怎能忍受日寇折辱？当下联络香港洪门兄弟送他出港。在香港洪门弟兄的帮助下，司徒美堂化装成老渔夫，偷渡到了内地。手持木杖，步行150公里至东江游击区，旋经曲江、桂林，安抵重庆。是时司徒美堂先生已届75岁高龄，他在香港誓死不入伪职，表现出了高度的民族气节，深得国共两大党派敬重。 在司徒美堂到达重庆之初，蒋介石夫妇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亲自搀扶，并送到大门外，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殊荣。蒋介石还动员其加入国民党，并许以国府委员实职，殊料司徒美堂死活不干，令蒋介石大为扫兴，态度也转为冷淡。 司徒美堂一心想参政议政，但为什么不惜得罪蒋介石而拒入国民党呢？原来，他到重庆后，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实地考察了大后方民众的困苦生活，感到国民党对百姓困苦的关注，还不如洪门那些帮会，与孙中山当初的理想相去太远，这样的政党不加入也罢。他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 同时，就在他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到旅馆看望他，代表中共向他表示亲切问候，并随后派人送去近期的《新华日报》，让他说明了当前的时局和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又专为司徒美堂举行欢迎大会，中共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及社会各界100多人出席。周恩来在致词中盛赞司徒美堂的爱国热忱，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的事迹，并邀请他在方便时访问延安。后来，他在寄给美国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通过那次会见，使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中伤都是谣言。” 返美后，他奔走南北美洲，向华侨宣传国内抗战的形势，每到一处，如实介绍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艰苦作战；消灭日寇的情况，使侨胞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进一步发动美洲华侨支援祖国抗战。随后，因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司徒美堂毅然与之决裂，代表进步侨界宣布抵制伪“国民大会“。

　　1945年，“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组成海外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成为举足轻重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发动致公堂办的《纽约公报》、旧金山办的《世界日报》、加拿大的《大汉公报》、古巴的《开明公报》等十家华人报纸，共同发表了“十报联合宣言”，提出“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破坏抗战”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战，奋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但由于耳闻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司徒美堂先生坚拒不做国民党的官。1947年在南京和上海，司徒美堂拒当国大代表，杜月笙替蒋恐吓：“蒋叫你当，你就要当，他不是好惹的人。”司徒美堂挥杖拍案而起，大吼：“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声裂金石，多年后，仍然可闻其声。

　　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八年艰苦抗日战争中，司徒美堂深明大义：铲除门户之见，从狭隘愚昧的堂斗中醒悟过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消除隔阂，团结侨众，联台华侨社会中的一切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救国统一指挥机构，动员广大侨胞募捐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国捐输，共赴国难。随着中国革命斗争的深入，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司徒美堂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完成了由旧民主主义思想到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

　　倾其毕生 矢志报国

　　194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倡议，司徒美堂闻讯激动不已，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司徒美堂：“至盼先生摒当公务早日回国”。 1949年8月，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最后离开居留近70年的美国，辗转经香港回到北平出席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刚到达北平，毛泽东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同他会面。那里坡陡，小轿车不易上去，过去来客常在香山慈幼院下，换乘吉普车开上去。毛泽东考虑到司徒美堂已82岁高龄，怕受不了坐吉普颠簸，嘱咐用担架去接。警卫人员一时找不到现成的担架，毛泽东便出主意，用自己的藤躺椅在两边绑上两根木棍，制成人工轿子，并特别叮咛抬的时候要轻要稳，不要晃动。司徒被接上来时，毛泽东亲迎搀扶，老人大为感动。

　　1949年10月１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他旁边不远处，有一位银须飘动、精神矍铄的老者，他就是被誉为“美髯公”的司徒美堂，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在开国大典闭幕典礼上代表华侨致贺词，表达了数十万美洲华侨的共同心声:“国外华侨协助政府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好，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政协筹备会经过讨论，将国名全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代表认为，共产党革命也是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所以不能完全撇开他创下的“中华民国”，提出应在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为慎重起见，周恩来邀请了二三十位辛亥革命元老人物，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就国名问题听取意见。司徒美堂站起来发言说，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还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的话语铿锵有力，博得全体在座者的一片掌声。马寅初、沈钧儒、陈嘉庚纷纷发言表示赞同。

　　之后司徒美堂打算功成身退，返回美国，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挽留，他终于留了下来，在北京北池子83号安了家。此后五年，他参加了土改及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在新中国每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工作中，他和海外爱国侨胞一样，积极拥护并予以支持。他代表美洲华侨参与政务，经常对美国发表广播讲话，扩大华侨的爱国情结。1955年在国务院专家局领导下，建立了归国留学生接待处。从此有不少解放前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回国定居，他还鼎力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在重庆等地设立华侨兴业银行，耄耋之年仍为祖国建设倾情奉献。司徒美堂先生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直到去世前几天，他仍念念不忘国家的前途，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正如美堂先生所言，华侨都有同样的感觉：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的内政，是中国人民神圣的任务，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与世长辞，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七百多人出席公祭。何香凝女士为安葬在八宝山的司徒美堂撰写了墓志铭：“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的路，反映着国外爱国华侨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评价司徒美堂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一生，是致力于致公党事业的一生。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抚今追昔，我们无限缅怀。今天，我们缅怀司徒美堂，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始终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爱国精神；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优良传统。司徒美堂的人格魅力和毕生追求，在他身后半个世纪的今天，愈发显示出凝聚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