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是中国致公党“三大”召开55周年和陈其尤诞辰110周年纪念。中国致公党的“三大”因其在上个世纪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背景下召开，并且在对致公党进行改组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我们时代的召集人”和“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政治主张而载人史册。从此，中国致公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奋斗的道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陈其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他和当时致公党内的先进分子一起，不仅共同承担了重建致公党的历史重任，把中国致公党从一个为旧民主主义奋斗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奋斗的民主党派，而且禀承和发扬了中国致公党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为中国致公党未来的发展选择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陈其尤当之无愧地、也历史地成为了中国致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本文以陈其尤和中国致公党的关系为主线，对陈其尤的早年革命活动、陈其尤在致公党“三大”前后的历史贡献，以及他担任中国
致公党主要负责人以后留下的宝贵资料进行 收集和整理，以纪念中国致公党的主要创始 人之一陈其尤诞辰110周年。
　　陈其尤早期革命活动
　　陈其尤，广东海丰人，1892年生(又名陈定思、陈丽江）。陈其尤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日 渐丧权失地的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
的末代王朝——清朝的统治更加腐朽，人民生活于空前的灾难和痛苦之中。因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海丰也是中国最先遭受西方列
强侵略的地方之一，那时，当地的许多民众为了生存和谋求活路，纷纷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由此海丰也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侨乡。生活在这一地域的陈其尤，其少年时代一方面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也最先受到一些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影响。1903年，陈其尤有幸进入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新式的高等小学学习。这是一所完全不同于中国几千年传统“私塾”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海丰县城的最高学府，不仅学习内容新颖，而且学生还被分编为甲乙丙丁四个班，学制四年。作为该校首届甲班学生，这四年的海丰县高等小学学习生活，给了少年陈其尤一双全新看世界的眼睛和不再盲从封建专制的独立思维以及朦胧的民族、民主意识。
　　1908年，17岁的陈其尤来到南方重镇广州“博济医学堂”学习。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并受其影响开始大量阅读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在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思想影响下，陈其尤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此开始自觉地投身到推翻封建满清王朝的时代大潮中。1911年，年仅20岁的陈其尤加入了由孙中山创建并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同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陈其尤响应同盟会号召，毅然参加了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直接策划、领导的广州起义(即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由于事先走漏消息，又临时改变计划，故未能集中力量，终致寡不敌众，惨遭清政府镇压。参加这次起义的同盟会会员中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共计86人。这次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在历史上却影响巨大，正如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所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在这次“碧血横飞，草木为之含悲”的黄花岗起义中，陈其尤不仅对早期同盟会会员中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个人品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未来的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了成功。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并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党人。是年10月下旬，陈其尤的同乡陈炯明、邓铿在惠阳淡水发动起义。陈其尤再次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支队伍，并于11月10日发起的惠州战役中攻占了惠州城，迫使广州都督府宣布脱离清政府。
　　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其尤因其参加过两次起义且年轻有为，1912年被时任广东都督府都督的陈炯明派往日本留学。旅日期间，陈其尤十分珍惜这一走出国门的机遇，勤奋求学，大量涉猎西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制度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1916年，陈其尤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同年学成回国，在北方政府财政部任职。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后，以积极追求民主革命为职志的陈其尤坚持其革命理念，毅然辞去了北方政府财政部的职务，果断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运动，在广东陈炯明部担任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其间，粤军向福建发展，陈其尤还作为粤军驻厦门鼓浪屿代表，负责护法运动失败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与粤军之间的联络工作，并先后出任福建东山、云霄县县长，潮海、汕头海关监督兼海关外交特派员等职。1931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陈炯明再次被选为中国致公党总理，同时，陈其尤亦被选举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
　　1937年，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在此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海内外广大侨胞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不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进一步动员并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当年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国民政府全面战费是18亿元，
而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该年华侨捐款和汇款达13．3亿元。有人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总收入约为226亿元，华侨汇款达53亿，相当于国民政府总收入的1／4，将近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1／2。甚至后来的日本政府及学者都把抗战时期的侨汇统统直接称为“抗日战费”。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陈其尤一生命运的重要事件。
　　陈其尤与蒋介石早年在北伐战争前的粤军工作中相识，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1937年已担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其尤，又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委任为驻香港的特派员。此时的香港正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采购军火的一个重要场所和通道，而负责国民政府采购军火的人，又恰巧是持蒋介石亲笔手谕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在这国难当头之秋，孔令侃不顾手上握着的是广大同胞(包括海外侨胞)的血汗钱，在香港打着蒋介石的招牌，疯狂地从一笔笔军火生意中获取大量回扣，大发“国难财”，其行径令人发指。据统计，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每年购买军火的款额平均高达2亿美元，而当时军火的佣金有的竟达到20％～30％。在这肮脏的幕后交易中，不知孔氏家族赚了多少黑心钱。看到此种情景，当时身为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其尤，实在忍无可忍。1938年初，出于对国人负责和对海外广大爱国侨胞的交代，陈其尤作出了一个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揭发孔令侃种种罪行的决定，要求国民政府对此严惩不怠。但是，陈其尤远远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揭发非但未使孔令侃被绳之以法，却因触及到蒋家内幕而触怒并获罪于蒋介石。1938年末，蒋介石借口要陈其尤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可是飞赴武汉的陈其尤一下飞机，便立即被戴笠的军统特务秘密逮捕，锒铛入狱——被囚于贵州的息烽监狱。从蒋介石的座上宾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这一事件不仅使早年便以身许国、参加民主革命的陈其尤内心开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思想经历了极其痛苦的变化，也使陈其尤更加彻底地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本质。
　　积极开展活动，整顿与恢复致公党
　　1941年，陈其尤从贵州息烽监狱被转移到重庆改为软禁。此时的陈其尤，面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报国无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但是，就在军统爪牙密布的山城，1942年初，陈其尤竟偶然在街上遇到其了少年时代的好友、时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的黄鼎臣，由此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
　　据记载，从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陈其尤在重庆首先见到的是《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徐迈进，他不仅给陈其尤讲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抗击日寇的业绩，介绍其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等宣传中国共产党国是主张的进步报刊，还经常回答陈其尤提出的一些疑难问题。由此，政治上苦于找不到方向的陈其尤，开始对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崭新的认识。在此后的三年中，陈其尤还秘密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进行了更深入的联系和交流。特别是１９４４年抗战胜利初见曙光之际，中共南方局曾通过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致公党应尽快恢复起来并多做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更加促使历经沧桑的陈其尤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致公党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以及如何改组和发展等重大，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中国开始有了新的希望。此时国内四亿五千同胞最为热望的就是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可是，蒋介石集团为了坚持其独裁统治，企图扑灭民主力量，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进步运动压力下，为了欺骗民众，也为了争取时间调兵遣将，被迫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但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对庆祝双十协定的群众进行了公开镇压，并于１９４６年６月彻底撕毁“双十协定”，再次把中华民族推入战火之中。这一切，无不使广大民众和海外侨胞更加认清了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同时，毛泽东同志《两个中国的命运》和《论联合政府》两部论著的发表，更加坚定了国内进步人士对争取民族复兴道路的选择。
　　１９４６年初，陈其尤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控制由重庆到达香港，与坚持在港工作的原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演生、钟沃梅、严锡煊等汇合，并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开展工作。当时，在香港面对致公党的现状，陈其尤首先对致公党的历史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他认为，１９２５年中国致公党成立时，虽号称有４０万党员，但实际这些成员仍隶属于五大洲的洪门团体，致公党只是这些洪门团体的一个联合组织；其二，致公党创建时提出“党领导堂”的决议并未真正实现，“党堂并存”之局面一直存在，各地的致公堂仍然是独立活动；其三，１９４１年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前的中国致公党，政治上属于旧民主主义政党，还处在“幼年”时代。而此后，不仅原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的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巨变——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广大侨胞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他们迫切盼望祖国统一强大，对国共两党有深透认识，恢复与重建中国致公党的时机与条件业已成熟。与此同时，中共港澳工委的连贯、饶章凤、许涤新等同志在致公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中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为中国致公党的恢复与重建从思想上、政治上指明了方向。这些都更增强了陈其尤整顿与重建致公党的信心，把致公党改造成为追求民主进步，努力为建设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斗的政党。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初，陈其尤在香港为恢复与重建致公党做了大量工作：（１）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由陈演生等负责以总部名义同海外各地组织联系，并征求各地组织对于重建致公党的意见及要求。（２）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组织人力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３）自１９４６年７月后，即以中国致公党总部名义召开会议发表文件，向社会各界表明中国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如７月６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致公党组织概况》启事。《概况》申述了致公党的由来及其演变历史，肯定了中国致公党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阐述了中国致公党“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反对一党专政”。《概况》还指出，总部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整顿健全党的组织，使党适应潮流与新局势要求的计划。《概况》发表后，迅速得到了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以及各地致公党（堂）和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各地组织纷纷成立了“整顿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
　　然而，恢复致公党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１９４６年４月国民党驻粤的“挺进队”派人入港，先对陈其尤进行拉拢，后因拉拢不成，他们便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中国致公党华南总支部”的香港报纸上以陈其尤名义刊登广告，扰乱视听。１９４６年７月，国民党ＣＣ系又利用部分洪门人士对恢复致公党总部持不同意见，操纵了当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洪门全球恳亲大会”，于８月１日策划成立了“中国洪门民治党”，以抵制正在香港积极恢复中的致公党总部。对此，陈其尤一方面顶住压力，亲自介绍黄鼎臣加入中国致公党，还特邀黄鼎臣来港出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指出，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中，中间党派没有中立的余地，中国致公党只有在中共领导下，与国内各民主党派结成一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另一方面，在陈其尤领导下，中国致公党在恢复过程中还针对１９４６年７月至１９４７年初，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动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以及与美国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前途的重大政治事件，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名义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声明，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这些活动不仅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给予了沉重打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客观有效地扩大了中国致公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从而为召开中国致公党“三大”作了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劈寰）、雷荣珂、钟沃梅、肖重光等四十余人。美国旧金山、马来西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以及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的致公党组织，则委托在港的成员参加这次会议。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政纲》和《党章》，发表了《宣言》、《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据黄鼎臣同志回忆：“‘三大’实际是１９４７年４月下旬召开的，四月底已经闭幕了。但公开宣布‘三大’召开的日期却是五月一日”。“会场就在香港跑马地，是严锡煊的家里。严家当时是致公党的办事处，门口挂了个四方型的铜制牌子，上书：中国致公党。（中共南方局的）连贯同志……关怀并指导了会议。李济深也出席了‘三大’”。“当时的局势十分紧张，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活动，所以会议是秘密召开的。”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规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了解决国是问题的具体步骤和主张。选举产生了中国致公党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同时，大会还通过了对致公党今后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并作出许多原则性规定的新《党章》。指出：党员必须“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概由普选制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些都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中国致公党的“三大”不仅指导思想已由旧民主主义上升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高度，开创了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纪元，而且还较好地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中国致公党真正成为一个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跟上了伟大革命时代的步伐。
　　民主运动中的勇猛斗士
　　致公党“三大”后，陈其尤作为民主运动中的一名勇猛斗士，积极投入到反蒋斗争的洪流中。从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到抗战时期反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充分表现了陈其尤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国家、民族的兴亡，他疾恶如仇，敢于斗争，一旦确定了目标，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种品质在其后的斗争中得到充分表现。
　　首先，陈其尤高举反蒋大旗，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致公党“三大”后，陈其尤加强了致公党的宣传工作，于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日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公论》。在《公论》中，陈其尤写下多篇重要文章，在海内外广为宣传中国致公党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打内战、搞独裁的罪行，教育广大华侨抛弃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幻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公论》创刊号中，陈其尤撰写了《中国致公党之历史及其现在使命》一文。文章回顾了致公党的历史，阐述了致公党“三大”后的使命：一是争取和平统一，二是争取真正民主政治。文章对于蒋介石破坏和平、大搞独裁的狼子野心进行了充分揭露，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不能不负此责任矣”。陈其尤认为，要实现和平统一，必须“及时还政于民”，“邀请民主各党派以及各阶层代表共商大计，仍走协商路线，尤当正视现实，特别尊重中共地位，大家携手，在民众监督之下，组织联合政府，夫然后所谓和平统一，乃有希望”，否则“和平之神，必永无降临之日”。为教育和帮助广大致公党员更好地认清形势，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陈其尤在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发表了《认清现实，不要犹豫》的文章，就实现和平、土地改革和对美态度等问题阐述了个人观点。文章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和平，就必须推翻南京独裁政府。要有中国人民的生存，就不能有南京卖国独裁政府的存在，因为南京卖国独裁政府是空前绝后的卖国残民的政权，它对中国一切悲惨现象要负主要责任。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只有彻底消灭南京的卖国独裁统治，没有让我们中立的空间，更不容我们有犹豫的时间。只要我们把私人的利益与情感，服从于人民的利益与正义，南京独裁政府的任何阴谋诡计，以至它本身，都将在全国人民的怒火之下，化为乌有。
　　其次，在当时国内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陈其尤坚决站在人民一边，广泛团结海内外华侨和广大洪门人士，积极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推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斗争，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同蒋介石反动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在国内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８日，致公党中央发表声明，对国民党当局疯狂逮捕青年学生以及无理封闭同情学生运动的上海几家报馆的行动，表示强烈抗议，对爱国学生和教授们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给予有力声援和支持。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９日，以陈其尤为领导的中国致公党发表了《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总动员法”告全体党员》书。在这篇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总动员法’所含有的内容，无一而不是害国害民的。过去抗战八年，国民在政府的总动员之下，已经是筋疲力竭，苦不堪言，抗战结束，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成功，国民正庆幸国家回复和平，人民稍得透一口气，借苏困乏。不意政府乃无视人民的利益与要求，只为三数豪门的权位打算，竟不惜撕毁政协决议，背叛国民，从事挑起内战，现在更以总动员法的颁布，把和平之门永远关闭，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这究竟是何居心？由此可以断言，‘总动员法’的颁布，更暴露国民党政府之贪污腐败”，“国民党政府前途之黯淡，亦于此可见了”。陈其尤和中国致公党还利用华侨政党的特殊地位，公开发表声明或评论，号召广大海内外侨胞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独裁政权，并愤怒谴责与声讨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行。这些声明或主张的发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对于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反动面目，对于团结、教育和发动广大海内外侨胞参加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对于促进人民民主运动高涨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的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５月５日，陈其尤同其它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通电国内外，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５月６日，以陈其尤为首的中国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宣言》公开批驳了某些民主人士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指出：“今天中国民主革命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主要课题，不但是如何加快结束反动统治的独裁政权，而且是如何建立真正属于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全国人民和人民公敌之间的生死斗争已达到最尖锐化，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在革命与反革命之外，“已经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因而没有任何第三条道路可走。历史决定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将要“走进自己掘好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的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宣言》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将要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中的领导地位，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这就表明了中国致公党已从主张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国内各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地位，转变为拥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和新中国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代表全国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正相符合”，所以它号召广大华侨将来“大踏步地回到民主的祖国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而奋斗。为了更广泛地宣传“五一”号召，迎接新政协会议的召开，陈其尤还在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出版的《公论》上，进一步发表了题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与任务》的文章。他认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是今日中国民主革命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完全是真正的符合了代表了全国人民意志的，我们更须使它一切任务和步骤，得到彻底实行和保证，以完成建立真正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全国人民奋斗的总目标。
　　由上可见，致公党《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和陈其尤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与任务》文章的发表，深刻表明了陈其尤在思想上、政治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思想上，他由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合作变为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信奉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明确承认新民主主义为建设新中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同时在政治上，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战线中的一名坚定的战士。
　　第三，参加筹备新政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陈其尤与其他民主人士，主动接受中共的邀请，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东北解放区，陈其尤在各地进行参观，目睹了解放区的新气象，并对当地工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道：“我深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国是可以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进步的工业国，新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的确是非常的乐观。”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５日，陈其尤和其他民主人士抵达北平参加筹备新政协。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大会期间，陈其尤作为中国致公党的首席代表发了言。他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实在是适合今天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创举。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真是到了极点，“民不聊生”四个字也不足以形容这种惨状。要使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从上述三种压迫之下完全获得解放，除了经过像人民政协这种广泛而深入的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以进行长期斗争，是无法取得的。在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时，陈其尤称赞道：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样非常明显地把我们的团体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规定出来，实是很适合于中国的客观环境。政府的组织形式，既不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所以没有什么三权相互制约的那些叠床架屋的机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极有效率的而不是官僚形式的。至于中央政府的各部中，有关财政经济者竟达全部部门的半数以上，这充分表明了我们的国家今后应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这是使我们全国人民真正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的保证，我们惟盼大会能迅速依照这个组织法，选出中央政府，以进行全国的建设。对于《共同纲领》，陈其尤认为是三个文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可说是大家反复讨论后才获得的共同结论。
　　它固然代表了各民主党派及各民主人士的共同要求，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百余年来我国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和牺牲生命换来的，可以说它是我们现阶段的大宪章。他认为，华侨对于祖国的民主革命素来努力，且其力量雄厚。此纲领对华侨利益，多已顾及，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建设而共同奋斗。陈其尤等还分别参加了政协《组织法》的制定、《宣言》的起草，以及新中国国旗、国徽、国都和纪年方案的审查等工作，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了贡献。
　　为新中国的发展再作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陈其尤作为中国致公党第四至六届中央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
　　其一，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与正确。１９５１年７月１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３０年之际，陈其尤在《人民日报》上以个人名义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文。文章指出：“中国人民近代的革命，是从一百余年前西方帝国主义的兽蹄踏上我们神圣的国土就开始的。一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以前，我们的前辈，曾经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过革命，也流过了不知多少人的血汗。然而他们都失败了。只有到了３０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们的革命才开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才具有得到像今天这样空前胜利的可能”。对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胜利，陈其尤在文中阐述道：“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它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则是毛泽东主席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与这个真理相结合产生的结果。不过毛主席的创造力，更发扬光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它成为人类，特别在东方，解放自己最犀利的武器。没有这个武器，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文章还对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饮水思源，我们应当加倍的感激共产党，崇敬共产党”，“诚心诚意跟着毛主席与共产党前进，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其二，建国初期，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陈其尤领导中国致公党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号召，积极投入到建国初期巩固政权和祖国建设的各项伟大斗争中。一是积极认购公债。１９５０年２月６日，陈其尤公开在广州电台作劝购公债的广播演说，他说“人民政府发行公债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号召海内外同胞“同心一德，热诚地坚强地支持人民政府”。广大致公党员不仅自己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而且还动员香港同胞踊跃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支持国家建设。二是坚决拥护土地改革。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４日，陈其尤在《南方日报》发表《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文章，指出“土改是我国的根本大计，惟有完成土改，彻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村的生产力才能够解放，农业经济才能够发展，工业化的新中国才能够实现”；同时指出，在土改中照顾华侨，“不特国内的千百万侨眷为之安慰感谢，就是千万里之外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外华侨亦为之感奋”，“华侨多年受双重的压迫，更应认识到以生产来建设祖国，是为国家，为人民，也是为自己”。三是坚决拥护抗美援朝运动。陈其尤表示“中国致公党的党员，多数寄居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范围以内。他们都是受尽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残害的。他们希望自身的解放和世界的和平，比之国内同胞，同样迫切，因之，对祖国的热爱，也同样热烈。对于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无疑地将以最大的力量予以支援”。四是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陈其尤先后发表两篇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他们阴险毒辣卑鄙无耻的勾当，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人民革命政权。如果让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自由泛滥下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将不可能建设成功，社会主义的前途将不可能实现。为着巩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为着扫清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障碍，就要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五是拥护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要表现为：团结海外华侨，帮助政府解决归侨、侨眷的合理要求，争取华侨投资，动员海外华侨知识分子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鼓励与教育致公党的广大成员在各自岗位上为祖国的强盛和社会主义前途埋头苦干。
　　其三，拥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参政议政。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陈其尤通过认真学习，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切合中国历史发展情况的英明之举”，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这个方针肯定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建设时期民主党派的历史责任。
　　在１９５７年纪念中国致公党“三大”召开十周年之际，陈其尤满怀热情地亲自撰写了《伟大变化的十年间》一文，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欢欣鼓舞。文章写到：“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文章还对当时开展的整风运动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中共中央正在号召整风，要民主党派协助共产党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并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这次整风的主题。三四个月以来，报刊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使人万分兴奋。这对于扩大我国的民主生活，推动学术发展，进一步加强六亿人民的团结，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陈其尤表示致公党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根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作过多次发言，深信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是可以帮助共产党把整风搞好，名副其实地达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是他能够大公无私而有远见，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从善如流，知过必改。陈其尤在文章中还谈到，“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巨大，举世同钦，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党派能得到如中国共产党今天这样高的政治威信。”“毛主席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切合中国历史发展情况的英明之举。”“我们必须互相策励，加强团结，力求进步，联系群众，做好工作。我们既然在过去十年勤勤恳恳的作出了一些成绩，今后更应发挥这种精神，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出我们最好的劳动。”
　　随着运动的深入，陈其尤的良好愿望成为泡影。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了攻击。６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全国陆续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致公党内也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反右斗争扩大化对致公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也使陈其尤在推动和发展致公党的工作中产生了迷茫。但是，直至１９７０年１２月陈其尤在北京病逝，他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路线始终没有动摇过。
　　回顾陈其尤的一生可以看到，陈其尤从早期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自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以及后来积极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他一生中最突出的亮点就在于：在旧中国极其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下，他不断在黑暗中摸索，虽历经波折和屡遭打击，却始终不放弃其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理想信念，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他秉承中国致公党热爱祖国、致力为公、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勇敢地承担了恢复、改组和重建中国致公党的历史重任，推动了中国致公党走向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奋斗的道路，并使中国致公党逐步从一个追求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华侨政党，转变为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新型民主党派，对中国致公党的发展与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陈其尤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也是为民主革命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热爱祖国、致力为公、追求真理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是后人应继承和发扬的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必将激励我们全体致公党员为振兴中华和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